第一个问题是人口全球化, 即国际人口流动。全球化已进入人口全球化阶段。事实上,

过去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不提倡劳动力的跨国流动, 但人口全球化一直是消极的。目前中东和欧洲的难民潮有其具体原因, 但主要原因是欧盟对世界人口的吸引力。我最近从中国考虑过这个问题。一般认为, 广州等珠三角城市有数十万非法移民, 主要来自非洲；而在浙江义乌等长三角地区, 可能有数以万计来自穆斯林世界的国际移民。这些移民是合法的和非法的。人口全球化和全球无序流动带来了诸多国内外纷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对世界各国人民具有吸引力。非法和合法的国际人口将继续以各种方式影响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也将有助于加速全球人口在中国的聚集。因此, 人口全球化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宏观政策的协调,

特别是大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明年, 我国将在杭州主办G20峰会。这是中国影响和塑造国际宏观政策多边协调的最重要机遇。中国应发挥国际引领作用, 推动G20真正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合作的“主平台”。世界前20大经济体之间最深刻的多边协调是各自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深度和触动。我们中国其他国家改变以邻为壑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到了。第三个问题是现有世界秩序与各国增长和世界经济的关系。
       二战后, 世界经济增长与现有世界秩序的关系是诺贝尔经济学奖或诺贝尔和平奖级别的问题。现在国内很多人认为, 我们是现有世界秩序的最大受益者。当然, 这个结论不能凭感觉得出, 而应该通过实证研究得出。我们目前正在进行这项主要但相当困难的跨学科研究。
       明确这一点,

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和世界秩序的态度和政策就会明确：支持和推动现有世界秩序的代表,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和完善。但与此同时, 这些改革后的国际体系还不够。我们还必须发起和建设亚投行等新的国际组织。但新的国际体系必须通过“最佳实践”来增强其国际合法性和效率。